郑三俊的气节与家族文化（四）

紫溪老人

郑三俊的气节与家族文化

郑素明

    【摘要】本人通过一年来的深入研究，试图从郑三俊各个不同时期的人生角色定位入手，深度分析挖掘其“忠臣”、“遗臣”、“遗民”的情怀，并联系家族文化及其社会交往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阐述郑三俊独特的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展示郑三俊在明末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人生轨迹。终其一生，既有“忠臣”的忠君爱民、远大抱负的思想，又体现了其深沉、悲凉但又执着、坚守的意志。明朝灭亡、抗清驱夷失败后，“遗臣”笔下的国破山河。清朝初期，不事夷朝的“遗民”诗中参禅悟道的凄凉心境，诗人眼里的感伤情怀。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其社会交往群体诗文等作品的分析研究，去印证不同历史时期郑三俊的心理状态，达到文史互证的效果，以还原一个全面而又具体，真实而又被后人推崇备至的郑三俊。同时也希望南原郑氏后人要永远铭记先祖之德，始终牢记家族之荣，严格遵循家族文化的核心要义，自觉维护家族的崇高声望。

    安徽省东至县葛公镇洪方，古称南原，是南原郑氏的发祥地，也是明末吏部尚书郑三俊的故乡。境内有仙寓胜境、龙池奋迹、鸡石效灵等名胜古迹，自古以来就是地灵人杰之地。

    明代正德年间，郑正观在《南原八景序》中对南原郑氏祖居地做了详尽的描述，“池郡列天文斗牛之墟，而隶禹贡扬州之域，我建为池西属邑，而南原则邑东村落也。据崇山良禾（仙寓山）之麓，郑氏世居焉，始于唐宋，及我皇明之盛，虽更世易代不同，而所产有登甲科跻膴者，有由监胄典文教领民牧者，又有涵光林下为一乡望一邑望，以称湖海之豪者，非钟灵萃英于其间不可也。旧名南园，叔槐衢更园为原，取地有高平、广平之义而变易以从道耳。先是会大父司训雪牕先生揭其胜，题曰南原四景，今正观扩而为八，以景概物象风气，攸钟纪录或遗君子所惜，乃不袭其故，而补其阙云。据原之上游为湖，城冈环峦，拱水绕川，渟为郑氏发源之地，天之所以敷锡我郑氏以启一代昌隆之运者，实自此发其精华矣。”

    及至崇祯时期，魏克顽在《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中赞叹道“公南畿池阳建德人，名三俊，字中一，别号玄岳，丁酉（公元1597年）举于乡，戊戌（公元1598年）成进士，以冲年联捷两畿，皆列异等，殆九华钟灵清溪孕秀而笃生者欤！”

        一、显赫的家世（前面已发，现略）

        二、系统的教育（前面已发，现略）

        三、丰富的经历（前面已发，现略）

        四、完整的人格

    江恒的《太宰郑公传》记载“公在朝，朝廷有大利病，必洞原竟委，不遗力让能，及在乡，乡人利病亦如之，白诸当道，釐剔尽致而后已。若隐情惜己，自比寒蝉，不为也。它如赈凶岁，置社仓，使乡人无转徙，至今桑梓赖之。”说明郑三俊在朝时致力于国家建设和民生改善，归隐家乡后倾心于家乡的社会事业发展和南原郑氏家族的文化建设。

        （一）教书育人的思想

    成长于封建大家族的郑三俊，从小就受到了系统完整的封建科举教育，而青年时期因游学与佛结缘，始终心存感恩，慈悲为怀，倡导大爱。至此，他的一生与教育结缘，无论是为官，还是居民，都把发展教育作为改善民生、振兴一方的主要措施，与普度众生的佛教理念一脉相存。

    1598年，郑三俊初为元氏县令，就兴办乡学。据《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记载“乡邑立社学四十余所有奇，选知书有行谊者，群俊秀童蒙教之。而蒙养者，胥正栋儒林向上士训其勤举子业，面命耳提，文风日见其兴。”

    同时，郑三俊在给家族同辈兄弟《柬家庭兄弟》的信中也谈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以及自己读书学习的方法“读书，读也，可不读也。可会者常读，常不读，常读。不会者常不读，常读，常不读。大要在襟期不俗，灵根无染，光明显见，首洁尾澈，绝无模棱支节之病善矣，眼底功名可笑，侥幸匪独不佞。”又言“时以初莅任，百务蜎聚，忙忙无所措手，蚤夜料理。”再言“世间事全仗自家精神，失意愈加抖擞，精神到事业亦到。”

    1610年初，郑三俊任河南归德知府后，立即重修了范文正公讲院，成立了雪园书社，招募士子，课而授之。据清顺治年间纂修的《归德府志》记载“郑三俊，字玄岳，池州府建德人。万历三十八年来守于宋，五年之中百废俱举，清廉特著，刑不滥及而人畏之若神明。创宋范文正公书院，择九邑之俊髦者，养而课之，共六十余人，皆以科第显其后，为清流宗。三十九年冬，郡中火发，拜火返风，祈雨即雨，祈晴即晴，境无旱干水溢焉。后为大冢宰，年九十卒于家”。

    那个时候的郑三俊已经官至归德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商丘市委书记，却亲自登台授课，自此商丘文风蔚然，名士崛起，侯恂、侯恪都是他的学生，一生执弟子礼。

    河南商丘人为表彰郑三俊的功德，将他与范仲淹、欧阳修齐名，进入名宦祠竖牌纪念。2017年6月22日《商丘日报》报道，商丘市又将他列为中华圣人文化传承者。

    1613年初，郑三俊擢升为福建提督学政，更是全力倾心于教育。据《福建通志》卷二十九《名宦》记载：“郑三俊，号元岳，建德人，万历戊戌进士，督学入闽，奖防滞才，搜罗无遗，一切竿牍屏弗通，与刘宗周齐名”。

    此时的郑三俊已经是福建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政，相当于现在的福建省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却亲自登台授课，为福建培养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先后有七十多人科第显后，入仕为官。其中黄道周、黄景昉、刘中藻、洪承畴等名士，都是他的弟子门生。

    学生黄景昉在《宦梦录》中记载“太宰郑公三俊为余督学师，乡举后同林选部传给谏晋谒，色严冷，不假一辞也。其后见之京师，乃温蔼家人不啻。闽数十年督学，竞推公第一，鲜继者”。

    学生刘中藻在《洞山九潭志》中记载“辛未春读书郑玄岳老师家中，游梅山寺见梅花有怀泂山。”说明其被郑三俊选拔参加童试、乡试中举后，于1630年前后来到在南京的郑三俊府中接受“一对一”的教育，当时的郑三俊已经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兼管吏部事务，却亲自对自己在福建任提督学政时选拔的童生进行继续教育，直至其于1640年考中进士为止。由此可见，郑三俊教授学生之严苛。

    吏部文选司郎中董应举在寄给郑三俊的《答郑玄岳书》中写道“兄督闽学，上下相信，正可行道，转眼秋场，尤须选拔科举之文体，正则中者亦正矣，挽回文运亦在于此。科后再考一番，则士人回目，他省效之，流风余韵可及，十年之外，兄之所学乃为显著。昔杨文襄在陕八年，所许名世、魁世之士百不失一，亦以久而成功。”

    其儿女亲家，翰林院检讨孔贞时在《寄郑玄岳亲家》信中写道“闽之泉，即南之苏也。亲家之衡鉴前茅于此，而中权后劲可知矣。常见多才之地，上有必操之柄下之人，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常少。今闽来者，无不颂亲家如鉴、如衡、如泰岱之峙，案头尽书声，酒垆无饮士，士风丕变如响应声，真令人欢然绝倒。”

    江桐在《龙池洞赋》中 写道“高山可仰，歧路不患乎。亡羊万里，指撝希望能穷乎。练马霞起，赤城续建，标于天柱，流飞瀑布。嗣倒峡于文澜则斯洞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深切缅怀了郑三俊为教育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二）为官清廉的思想

    《明史郑三俊传》记载“郑三俊，为人端庄严谨、纯正清明，在朝廷上正气凛然”。

    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纂修的《元氏县志》记载“郑三俊，直隶建德人，进士，万历二十六年任。年少老成，能文章，善政事，民之父母，士之师宗，久而不忘，立碑思慕。调真定县，历任刑部尚书，举朝推重，天下第一清品”。

    吏部文选司郎中董应举在《答郑玄岳》信中写道，“前遇贵邑令君来见弟，谓令曰：‘郑兄清正，其家倘有所请？幸勿听。’令曰：‘归德谆谆此事，然其家自朴茂，有诸生数人，不请事也。’弟乃知兄之教行于家，抵都下见洛人问兄政绩，皆曰：‘清而才’。来书又以才力所限为歉，何也？获上治民，昔人为一，今人为二，盖有上获而民不治者矣！心乎上即不必以民获也，心乎民即不必为上治也，惟不获而见我之为心者益微，惟不遽获而知民之怙生者益笃矣。承示苏令，清峻有骨，幸勉图其终。”

    1642年5月，沈寿民到南原嘉树堂侍陪老师郑三俊，并作诗《东山篇奉玄岳师》赞美老师为官从政的道德品格，“东山先生草堂中，门瞰巴陵对祝融。当窗麋鹿羆与熊，垂头帖足驯无穷。果然至德鸟兽通，况復端委摄群工。天子前席遇隆宠，金台密语号元功。是时做歌有崆峒，亦见白沙颂刘公。缅邈数世叹未逢，诞我夫子今则同。玉峰横天郁鸿濛，兰水迎潮深瀜瀜。平生出入鉴青穹，何以格之曰孤忠。有时正笏气如虹，虺蛇狐狸不敢雄。有时归田一亩宫，天下安危系厥躬。蹇子弱植渐昏瞢，豁然指示日当空。扁舟来自澄江东，为忆华容絜芳风。嗟彼五岳皆巃嵸，谁其尊者岱与崧。”

    江恒在《太宰郑公传》中写道“公秉铨，大指以抑侥倖、振孤寒为急，势当极重不可返，物情大郁，上下争睨，独侃侃发舒，宁失上意以申公论，盖统钧不数月而仕路一清，迨去国未幾，而国事不可为矣。”

    吴应箕在《寿郑玄岳冢宰序》中写道“今皇上十有五年，锐意治平，用首辅言，尽起林下诸贤，群臣交推，以为历事五朝，清节峻望，为天下第一者，无如建德郑公，于是以原任宫保大司寇起用，盖特旨也。未弥月，而太宰缺，上熟察、群臣谓无如公贤，又奉特旨晋吏部，且趋之者再，天下士大夫皆举手加额，以为太平可立见。”

        （三）忠君爱民的思想

    郑三俊不管是被朝廷重用或是罢免,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忠君爱民一直是他的思想倾向和行动指南，具体表现在为国尽忠、礼法皇权、为民请命、为国谋才等方面。他在《平众愤消隐祸疏》中写道“奏为恶珰已影圣明，斧断宜速，恳乞立赐处分，以平众愤，以消隐祸。事窃照东厂太监魏忠贤凭宠张狂，擅作威福，皇上左右皆其腹心，外廷之罗织皆其爪牙。”其为国尽忠的思想尽显无遗。

    1606年，郑三俊在任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时，特撰《金陵梵刹志后序》阐述其尊儒重教、礼法皇权的忠君思想，“高皇帝神圣，深究三教之理，洙泗而外，兼采迦维，一时高僧辈出，而所以护诸丛林，法亦详微。金陵梵刹，于斯为盛。嗟夫！同一象教也，萧氏用之，以酿太清之乱。高帝未尝不用之，而成洪武之治。何也？萧氏撷其粗，而高帝茹其精也。”又言“余籍手成事，因宣言于简，俾后之观者，想见我高皇帝统一道真，而于辟佛、尚佛纷纷边见，皆可无设，其为得志之精乎？如夫睹仙陀之庄严，侘其盛概，览吟笔之富丽，增其藻思，斯亦志之粗者而已。”

    1629年4月，郑三俊在《明崇祯修山志郑序》（九华山志）写道“计侯之作镇名山者，不日且将殿天子之邦。而余不佞，徼宠我侯，今以读山志者读政谱，且将以读今谱者读后谱，永未艾矣。”借佛教圣地九华山表达了自己的忠君爱民的思想。

    他在《岁旱苦饥疏》中写道“题为岁旱苦饥情形可虑，谨述在途见闻仰乞：圣恩宽恤，以固民心，以消隐患。事臣南直人臣以多病奏疏丐身，未蒙矜允，不敢不力疾之任。道路所经几于千里，皆臣桑梓之乡，以臣目击民间怆悴之状，艰难之情，与夫洶洶之劳，有不敢不直陈于皇上之前者。臣乡接连江楚，为谷粟所自出之地，从来有‘江楚熟，天下足’之语。迩年灾祸频值，盗寇横生，米价倍腾，臣乡又倍之，今岁春夏无雨，小民粮食播种之期已过矣。赤尘满望，霖澍未沾，闻之江楚皆然。臣所过郡县，束作正兴，有栽插一、二分者，有全未栽插者，陂池塘堰尽皆枯竭，使十日无雨则全无禾矣。”看似其为民请命，其实是其心忧天下。

    他在《直臣可惜疏》中写道“奏为直臣可惜，臣谊虽缄，恳乞圣恩，召还宪臣，以慰舆望。事伏念宗周与臣出处略同，迂愚每以贾罪于明时，拙诚于恒见，原于君父昔年罢弃。”奏请崇祯皇帝起用被天启皇帝罢免的一代大儒刘宗周，为国谋才。

    1603年，郑三俊在《南正村起集碑记》中写道“余官槐阳之明年己亥（万历27年即1599年）大旱，又庚子大蝗。余躬救赈之务，足迹几遍，邑人罔不识余面者，并各得以其饥苦辗转之状来告，而各酬之，余亦籍是无憾。”其爱民思想跃然纸上。

    魏克顽在《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中写道“岁入庚子，举恒郡提封亢旱不雨，至仲夏始雨，农家方布种南亩，而雨又不能沾足。垂西成四郊又蝗蝻，且瘟疫大作，而菜色民愈沉吟无所托命。邻封扶老携幼，啼饥号寒，就食南移者，过吾邑日以百数，目不忍见，而耳不忍闻也。独我公当旱时湛肃躬祷百神，祷辄应。下令蝗蝻捕获者，给谷如其数。精制药饵，遣医生常川居药肆，人至而人济之。其窎远村落，以药付各乡约长。凡染疾者，抵家问遗。间有疾不可起，命陨而不能葬者，给钱二百页，以为棺资。吾邑庶几有秋，而旱蝗瘟疫不大为灾。釜鬲获安，而养生送死无憾也，畴非我公赐乎！公尝乘舆公出，目击流民货女以为路费者，公大为心恻，即令偿买者价而赎其女以归，因念及同行者十数辈，皆骨立濒死，随令约长日食以粥，其给米视元民咸藉以活，兹非乾父坤母之量与诚，足以覆载宇内而不遗失。”

    1657年，沈寿民在《祭影庵郑师文》中写道“呜呼！维公有心，维我则知。我侍夫子，衔忍生离。期三岁以重谒，奄再稔而莫追。公欢帝旁，小子畴依？而况诜诜吾侪其并登以国士者，乌能不搏膺仰恸，轻千里而陈辞？”用“公欢帝旁”证明郑三俊至死都要追随先皇帝崇祯，为国尽忠，为民请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