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三俊在正定

紫溪老人

                                                                                               郑三俊在正定
                                                                                                    郑素明
      【摘要】正定，古称真定，即现在的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古以来就是京畿要地，直属直隶管辖。1598年秋，年仅24岁的郑三俊考中进士，是年冬被汉明朝廷初次授予直隶真定府元氏县知县，两年后调繁（调到事务繁重）真定县知县，同时兼任元氏县知县。按照明朝吏治惯例，县令一般由举人担任，只有京畿要地或重镇，才由进士担任。由此可见，郑三俊殿试答辩获得了万历皇帝的肯定，并得到了重用。而郑三俊也没有辜负皇恩，两畿政绩卓异，相继被元氏县、真定县载入县志，列入名宦，竖碑纪念。
       自1598年秋至1603冬五年多的时间里，郑三俊先后任直隶真定府元氏县、真定县知县，其中1600年冬至1601年秋，身兼元氏县、真定县两县知县，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罕见的。
       据崇祯年间纂修的《元氏县志》记载，“郑三俊，直隶建德人，进士，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任，少年老成，能文章，善政事，民之父母，士之师宗，久而不忘，立碑思慕，调真定县，历任刑部尚书，举朝推重，天下第一清品。”接任者为“卢永，河南光山人，进士，万历二十九年任（1601年）。”
       据顺治年间纂修的《真定县志》记载，“郑三俊，建德人，进士，二十九年（1601年）任，升主事，事有传，见名宦。”接任者为“薛承教，咸阳人，进士，三十二年（1604年）任。”
       正如《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记载的那样“公南畿池阳建德人，名三俊，字中一，别号玄岳，丁酉（1597年）举于乡，戊戌（1598年）成进士，以冲年联捷两畿，皆列异等，殆九华钟灵清溪孕秀而笃生者欤！”
       一、为人谦卑低调，作风务实，忠君爱民
       登科后的郑三俊并没有像唐朝孟郊《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所描写的那样春风得意。孟郊是两试不第，46岁时才考中进士，犹如范进中举，欣喜如狂。而郑三俊则是两试联捷，23岁考中举人，24岁进士及第，反而惶恐不安，他在给家里的信《柬家庭兄弟》中写道“幸不佞脱颖以出，诸君亦后，联翩吐奇，种种生色遥忆。不佞快诸君时亦不减于诸君，之所快不佞者可两相慰耳。”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年仅24岁的郑三俊把正定做为理想的再出发点，始终秉持东至南原郑氏宗族“尚书、树德”的家风，忠君爱民，心怀天下，获得了正定老百姓的真情爱戴，被载入史册。
       他始终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并身体力行。他在《南正村起集碑记》中写道“余官槐阳之明年己亥（1599年）大旱，又庚子（1600年）大蝗。余躬救赈之务，足迹几遍，邑人罔不识余面者，并各得以其饥苦辗转之状来告，而各酬之，余亦籍是无憾。”、“余乃入村，就草屋坐，村民以次叩阶下不绝，中有苍然老叟扶曳而前曰，老人生长山间，今春秋已八十，未闻有邑侯至此。我等距城郭远，贫无所资于市，男妇老死亦未有一识官长之面者。余不觉色喜，问疾贫者，给粟多寡有差，其人欢情自接，传语杂呼，各不自知其作何状。”
       魏克顽在《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中详细记载了郑三俊体察民情的真实情况，“独我公当旱时湛肃躬祷百神，祷辄应。下令蝗蝻捕获者，给谷如其数。精制药饵，遣医生常川居药肆，人至而人济之。其窎远村落，以药付各乡约长。凡染疾者，抵家问遗。间有疾不可起，命陨而不能葬者，给钱二百页，以为棺资。吾邑庶几有秋，而旱蝗瘟疫不大为灾。釜鬲获安，而养生送死无憾也，畴非我公赐乎！公尝乘舆公出，目击流民货女以为路费者，公大为心恻，即令偿买者价而赎其女以归，因念及同行者十数辈，皆骨立濒死，随令约长日食以粥，其给米视元民咸藉以活，兹非乾父坤母之量与诚，足以覆载宇内而不遗失。是冬当入觐，适真定附邑乏长官，附邑匪直万事，旁午经理维艰，实诸刺史、县令所视，以为范模也者。抚台思得其人而业已异，公新政又尽得公两载之设施，于是移咨铨曹，而以繁调。元氏士民赴抚台保留者，奔走丧气，几空村落。抚台固重拂人情，而又劫于成命之不可夺，伶士民之请而委屈款慰，欲卧辙借寇无繇已。士民既不获父母之留，而又不能忍父母之去，乃佥谋记德政于贞石，以识不忍去父母之意，而以文属予。予读《顺吏传》，其去后见思者，何尝乏人？大都多久任著绩。”
       二、工作能力突出，政绩卓异，身兼真定府元氏县、真定县两县知县
       （一）《元氏县志》记载的情况
       据《元氏县志》收录的《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记载，“是冬当入觐，适真定附邑乏长官，附邑匪直万事，旁午经理维艰，实诸刺史、县令所视，以为范模也者。抚台思得其人而业已异，公新政又尽得公两载之设施，于是移咨铨曹，而以繁调。元氏士民赴抚台保留者，奔走丧气，几空村落。抚台固重拂人情，而又劫于成命之不可夺，伶士民之请而委屈款慰，欲卧辙借寇无繇已。士民既不获父母之留，而又不能忍父母之去，乃佥谋记德政于贞石，以识不忍去父母之意，而以文属予。”
       这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郑三俊因政绩卓异，被直隶抚台调到事务更加繁重的真定县任知县。
       又据《元氏县志》收录的《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记载，“矧元邑去真定，不逾百里，事无大小，涉公庭直视之，如子较莅，元氏更为骨肉，吁公于元之士民抑至矣。”
       这里说明郑三俊在元氏县新任知县没有到任之前，同时兼任元氏知县，在元氏县槐阳、真定县东垣两地之间往来办公。
       （二）郑三俊本人的表述情况
       据郑三俊撰写的《南正村》记载，“余官槐阳之明年己亥（1599年）大旱，又庚子（1600年）大蝗。余躬救赈之务，足迹几遍，邑人罔不识余面者，并各得以其饥苦辗转之状来告，而各酬之，余亦籍是无憾。独山西一带，延袤七十余里，山多佳境，标名亦不一，皆太行之别名也。闻其民山樵水饮，植果种瓜，以熙化日，老死不去乡，有古无怀葛天之风焉。余只以祷雨，步封龙之巅，望山民犹在白云杳霭间，未及至，岁祲(jìn 释：不祥之气)作苦，而恭官是土者，竟不一亲临，拊摩之余，盖未一日忘此山间之民也。是年（1600年）冬，余调东垣之命下，诸父老再三留之不及，余去槐阳有日矣，乃处素所为荒备贮谷若干，遍察老疾寡独者，多寡赡之。独念此山间之民不能忘。腊月朔后期将遍诣山谷，以酬夙愿，适檄至，故事尤当入觐，余只信宿留此也。”这里可以看出，郑三俊于1600年冬调繁真定县的。
       那么，接任者卢永是什么时间到任的呢？
       据郑三俊撰写的《南正村起集碑记》记载，“明年辛丑（1601年）春，竣事归，未至，村民应中等复远迎余，欢喜相告，谓前所恳，幸成市，山间之民自是其有生，但恐摧税之将及己也。余即许出照给之，免其征税，又各欢呼，击地而去。余以二月十二日至槐阳，十三日赴东垣授事。村民远近送余数十里外，丐余言为之记，余应之未遑也。是年秋，余同年卢使君（1601年接任知县卢永）来修废举坠（释：废弃的修好、衰落的振兴之意），劳来抚字（释：慰问勉励，对百姓安抚体恤之意），余百不及一，而是集亦幸得减税如前，则又争以劖（chán 释：用锐利的器具凿或铲）石来告，每语塞无以应。”由此可知，卢永于1601年秋到任，与县志记载一致。
       因此，郑三俊于1600年冬至1601年秋，同时兼任真定府元氏县、真定县两县的知县。
       三、以德治理郡县，打造清廉官府
       据崇祯年间纂修的《元氏县志》记载，“郑三俊，直隶建德人，进士，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任，少年老成，能文章，善政事，民之父母，士之师宗，久而不忘，立碑思慕，调真定县，历任刑部尚书，举朝推重，天下第一清品。”
       又据《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记载，“圣谕偷俗渐归于厚，禁吏胥而毙窦塞，严保甲而不连戒，重惩不孝不弟而示之伦，驱逐奸淫而示之礼，枷谕赌博而机利者警，剃狝大猾而椎剽者惧，种种**何莫为元氏教计耶。”
       刚到元氏县就任，郑三俊给家乡的诸兄弟写了一封《柬家庭兄弟》的信，“匪罔匪诞，宦游地最下周旋，诸丑态最可厌恶。诸君惠时言觅，我无使堕落。时以初莅任，百务蜎聚，忙忙无所措手，蚤夜料理，心绪昏盲，久欲作一字竟罢，故胡乱寄诸以叙远怀，隔别之苦不敢言及，恐噫嘻！牵肠堕泪不忍终读也。”向家人诉说了初入官场的迷茫和繁杂。又说“世间事全仗自家精神，失意愈加抖擞，精神到事业亦到。”向家人表明了施展政治抱负和实现理想的决心。
       郑三俊出生于名门望族，成长于官宦世家，自幼就受到郑氏家族文化的根植培育和严苛的私塾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从小就必须受到郑氏祖训、家规的约束，行为举止都必须符合道德规范。据郑思旭《读书吟》记载：“晨钟敲便起，霜重不开门。炉红拭几席，水暖净壶冰。沐竟展卷读，疑深逐句寻。古人未见我，我思见古人。自得匪耳食，劳我真精神。血花呕盈斗，苦茗啜数升。寻得孔颜乐，梅花天地心。”说明郑氏子弟读四书五经是非常用功和刻苦的。又据《夏夜宗祠阅族中诸子会课》记载：“几阵寒芒绕栋楹，雄才伯仲费评衡。无花眼力推前辈，有价文章让后生。轼辙谩夸苏氏子，机云不羡陆家名。灯前搦管丹黄遍，拭目宗祊彩凤鸣。”说明郑氏子弟不但要努力学习，还要接受严格的考试。少年时期的郑三俊就是在这样环境里，接受郑氏宗族私塾学堂教育，直至登科致仕。
       同时，郑氏家族非常注重子弟的品德塑造，并以青松示节，教育子孙不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都要像青松一样坚韧不拔，顽强拼搏，拥有正直、朴素、坚强的内在品质，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郑三俊在撰写《石门四松并序原委》中记载：“余七世祖才公，笃行好义，乡称善士。尝作训语诫子孙曰：‘善似青松恶似花，松常冷淡不如花。忽然一日严霜至，只见青松不见花。’语载郡邑善人志中。夫华态易歇，强梁难久，惟善可永恃。汉昭烈有言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心无不善者，若使父兄有教训，耳目有观感，非甚下愚，当知兴起。余缅怀祖德，因以青松名桥，又以名庵，将令往来观者，羹墙如见，或亦风教之一，助云石门四干挺异，人以为瑞效子美，作《四松》咏纪之。”诗曰：“子美夙称诗，草木留家句。四松每不忘，时复见题署。岂其忧斧斤，尝怀千秋惧。忆昔吾先公，善行标邑志。列植松与花，善恶俨相配。悠然冷落姿，负与众芳异。迨其岁寒时，朝槿何足恃。天道昭休清，男儿重志气。节坚道俞贞，高下罕可俪。吾宗敬桑梓，训言誓无悖。结意在青松，时时交相励。崛哉石门西，老松何苍翠。一本合几围，四枝挺奇瑞。南北与西东，亭亭良可贵。鹳鹤栖应止，众禽纷自避。人仰青松歌，里怀通德义。名桥亦名庵，来往书襟佩。触目拟参前，勿俾先懿坠。”
       正如东至南原郑氏四房宗祠尚树堂正厅楹联“通德蔼流风门第欲高还树德，尚书绵世泽履声思继在攻书”所蕴涵的教诲那样，南原郑氏子孙必须以“尚书、树德”行于世。
       四、以礼治理乡邦，构建和谐社会
       据《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记载，“予读《顺吏传》，其去后见思者，何尝乏人？大都多久任著绩。即国初亦然，公莅吾元者终两年，顾安所得此于士民耶。盖牧民有道，教养尽之。然有其心，或无其政；有其政，往往又无其心，而徒为粉饰之具。公于教养，既详且备，至于旱蝗瘟疫原系天，谁不诿之天，而公独任之己，真若病疴在机体间，悉心调护必至于安全而后已，且邻邑并受其福，即此一念，固已沦洽于士民之骨髓。其见思于去后，而心之不可解也，且夕犹千祀也，久近何论焉。矧元邑去真定，不逾百里，事无大小，涉公庭直视之，如子较莅，元氏更为骨肉，吁公于元之士民抑至矣。行当陟谏垣，履枢要，百凡父母宇内者，知必先吾元也，元之不忘公也，岂止立石纪德政也乎哉！当更有所为公谋者。”
       （一）兴修农田水利
       据《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记载，“越明年己亥，公大张教养之典，穿井、开河渠以便灌溉，增社仓、预备仓房贮谷以备荒歉，垦荒芜田以收地余利，栽树万有三千余株以储章材。”
       （二）兴办乡学
       据《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记载，“乡邑立社学四十余所有奇，选知书有行谊者，群俊秀童蒙教之。而蒙养者，胥正栋儒林向上士训其勤举子业，面命耳提，文风日见其兴。”
       （三）制定乡规民约
       据《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记载，“立乡约一百余区，俾群黎祗遵。”
       （四）完善赈灾救助机制
       据《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记载，“岁入庚子，举恒郡提封亢旱不雨，至仲夏始雨，农家方布种南亩，而雨又不能沾足。垂西成四郊又蝗蝻，且瘟疫大作，而菜色民愈沉吟无所托命。邻封扶老携幼，啼饥号寒，就食南移者，过吾邑日以百数，目不忍见，而耳不忍闻也。独我公当旱时湛肃躬祷百神，祷辄应。下令蝗蝻捕获者，给谷如其数。精制药饵，遣医生常川居药肆，人至而人济之。其窎远村落，以药付各乡约长。凡染疾者，抵家问遗。间有疾不可起，命陨而不能葬者，给钱二百页，以为棺资。吾邑庶几有秋，而旱蝗瘟疫不大为灾。釜鬲获安，而养生送死无憾也，畴非我公赐乎！公尝乘舆公出，目击流民货女以为路费者，公大为心恻，即令偿买者价而赎其女以归，因念及同行者十数辈，皆骨立濒死，随令约长日食以粥，其给米视元民咸藉以活，兹非乾父坤母之量与诚，足以覆载宇内而不遗失。”“注意寒儒，或议赈，或助婚娶，或助丧，而被暖者忘寒。”
       五、以农商融合促进经济发展，致力改善民生
       据郑三俊撰写的《南正村起集碑记》记载，“天色将暮，余不得已，取道勒马东还，度沟北山庄，少憩息古寺中，寂寥不治，即起出门外，登骑下泽，盖泄山间众流者，余意此山以南，当必有稠人聚庐而处者焉。未及前，有村民田应中等数十人邀马首而环跪。余因叩之，乃告前有村南正，则应中等所居，近数百家，乞为利市。余曰：“此间贸易无有，即如汝言，谁为趋赴，汝等亦何利焉？”乃悉指余此处周环数十里，去某集道里若干，去某镇道若干，去城则远甚矣。我等共相期会，至日各以所积，菽麦果瓜薪布之类，即有无而互市焉。总之，山间所贵者，无异物，即以此通往来甚便，非官长约会之不能行也。余许之，揽辔力驰，抵署漏下已三鼓。翌日，即出示呼给之，且曰：“得立否？还有以告余也。”余行矣。村民果持示遍告诸村，则无不乐从者。而余于六日遂以偕计北上。明年辛丑（1601年）春，竣事归，未至，村民应中等复远迎余，欢喜相告，谓前所恳，幸成市，山间之民自是其有生，但恐摧税之将及己也。余即许出照给之，免其征税，又各欢呼，击地而去。余以二月十二日至槐阳，十三日赴东垣授事。村民远近送余数十里外，丐余言为之记，余应之未遑也。是年秋，余同年卢使君（1601年接任知县卢永）来修废举坠（释：废弃的修好、衰落的振兴之意），劳来抚字（释：慰问勉励，对百姓安抚体恤之意），余百不及一，而是集亦幸得减税如前，则又争以劖（chán 释：用锐利的器具凿或铲）石来告，每语塞无以应。今癸卯（1603年），又当北上，屈指荏苒（音：rěn rǎn 释：辗转蹉跎），不克举之事可胜道哉。余去槐阳久而及犹得仿佛如此者，余未尝一日忘此山间之民也。谨书付之，以为之记。”
       1643年5月，从吏部尚书任上辞官归隐家乡的郑三俊在经历了明朝的灭亡，反清抗夷的失败后，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曾作《感秋诗》铭记这段辉煌的人生旅程，感慨自己一生多舛的命运，值得我辈品读。“在昔慷慨争此场，中原今日独茫茫。北邙纷见余肝脑，南国空怜旧裹裳。莫谓惊秋天意改，还悲委运我徒伤。达生犹忆渊明语，且为衔杯尽一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