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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刷屏了池州人的朋友圈,熟悉的旋律让很多老一辈的人回忆起自己曾经的峥嵘岁月,老贵池人柯昌道也不例外。他向小编缓缓道来属于他的青春岁月。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柯昌道高考失利了。在全家人讨论他该何去何从的时候,他向父亲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学摄影”。听到这话,父亲皱了皱眉,抽了根烟,末了,意外地同意了。
他的第一台海鸥照相机,是在家里的支持和同学们的赞助下花202块钱买的。因为当时,相机还是属于“奢侈品”,需要在文化局报备,待批准后,去合肥文化物质管理站购买。
拿到相机的那一刻,他视若珍宝,兴奋了好几夜没睡。后来在父亲的引荐下,他跟在一位在摄影方面颇有造诣的熟人后面学习。从最基础的相机摸索到简单的实际操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熟练地掌握了摄影技巧。于是开始了长达16年的窜乡流动,在石台、东至、祁门一带搞摄影创作。
让他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拍摄牯牛降的佛光和云海。那一天,他整整爬了8个小时,才得以见到牯牛降的美景,柯昌道兴奋极了,立刻用相机记录下了那个美轮美奂的瞬间。
1988年,石台县公安局找到柯昌道,让他拍摄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就这样,一个人、一台相机,他整整拍摄了两个乡,近两万人的身份证证件照。
1993年,38岁的柯昌道回到了贵池,着手创业。在红光菜市场租下了两间门面开照相馆。由于生活条件局限,大家对于花钱拍照这件事并不太能接受,照相馆生意惨淡。无奈之下,他寻找转型,去南京引进了两台意大利馅饼机,正式进军早点界。
由于发挥不了自己的所长,他曾一度陷入困境。隔年,柯昌道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在烟柳园门口搞拍照点。90年代,烟柳园是池州孩子们的天堂。在海洋球、旋转飞机、大象滑滑梯前,柯昌道定格了一张又一张的笑脸。
这一呆就是十年,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照相馆又辗转到了百荷公园。这些年,好像他的照相馆一直随着市中心的转移在转移,最终移到了南门的东街里,这里成了他最后的落脚点。
两盏打光灯、一台尼康相机、一台机式电脑,墙上挂着各个时期的黑白历史相片……10平米的地方成了他的蜗居地。早七点到晚七点,是柯昌道雷打不动的工作时间。
由于经常操作电脑,柯昌道左眼近视高达2000度,右眼近视高达1800度,被评判为残疾。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工作的热情。
为了跟上时代变化,柯昌道还自学了PS。每当客人来拍证件照时,他免不了说上一句:“我这里也P图的”,惹得客人哈哈大笑。“不学习不行啊,池州当年第一台电脑就是我买的,还是在合肥南七电脑公司花一万多买的呢,我可不能落后啊”!
除了证件照的拍摄,老柯照相馆还做老照片修复和翻新。这是一件费时费神的活儿,经验和处理方法比较讲究,这可能也是一般人处理不好的原因。而这个吃力不讨巧的业务却是柯昌道最喜欢做的,因为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的旧物旧貌,勾起很多难忘的回忆。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柯昌道如数家珍。在那个年代,拍一张相片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只有家境还不错的人家,才会在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人过生日、结婚这样的大日子里,来照相馆照一张相。虽然早已进入了手机拍照时代,随时随地即拍。但是仍然有不少居民赶到这里来,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和他聊上几句,寻找那份记忆里熟悉的感觉。
在老贵池人的心中,老柯照相馆不光是一个照相的地方,更是承载了他们对过去的记忆与情怀,多少市民的第一张证件照、第一张全家福、第一张结婚照都是在这里诞生的。
拿起相机的40多年,柯昌道和他的相机一起见证了日新月异的池州城。花甲之年的他希望将自己爱好了一辈子的事业继续下去,也希望将这个承载了几代池州人记忆的照相馆继续坚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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