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禁？ 是 放？ 是 限？ ——有关烟花爆竹那点事

昏鸦1

         在我脑海里有关烟花炮竹的记忆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它和熬米糖、杀猪、做豆腐以及山芋粉圆子、米粉圆子、肉圆子、红烧肉、五香蛋一起混合成了小时候过年的味道。那些是色味香，爆竹是声与光。
        那时候，一到小年，村庄里爆竹声就开始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口袋里鞭炮的多寡成了一群小伙伴个人“硬实力”的体现，我因为有表哥做后盾，装满爆竹的口袋使我平时腼腆胆小自卑的性格中似乎增添了那么一点自信的勇气。池塘、牛粪、烂泥、雪人无一幸免都成了我们攻击的对象。大年三十吃年饭时挨家挨户抢鞭炮，小伙伴们演绎出了那个时代的“士兵突击”，战果最丰的那位成了成了当然的“陆战之王。”父亲或叔叔们亲手拎着鞭炮燃放的胆量，还有直到鞭炮只剩下一小节时往空中那么一扔的潇洒，无不让我投出钦羡的目光，还有那份潇洒与鞭炮绽放的弧光所组成的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在叔叔们的鼓励下，我第一次在竹竿上绑上了鞭炮，可刚一点着就被小伙伴抢走了那份的尴尬和恼怒成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记忆之中。当我第一次可以不借助竹竿亲手燃放鞭炮、放飞“二踢脚”的那份感受在我的心中恰如成人礼般庄严。
         我在而立之年到了城市。整整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我才走完了由农村到城市的道路。来到城市后感受到的年味就越来越淡了，大约在七八年前，出于环保的需要各大中小城市陆续开始禁放烟花爆竹，没有了烟花爆竹声在城市里过年和平时的节假日也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回到农村老家还能感受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那种过年的氛围。
        岁末年初，随着新冠疫情由严格管控到刹那间放开，民间开始有春节期间开禁烟花爆竹的呼声，一些网络大V纷纷撰文发表评论。1月2号凌晨，河南省鹿邑县因部分市民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而引发的骚乱更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主禁派认为，烟花爆竹一旦开禁，似乎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都出来了。弛禁派认为，过年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是祖先留下的传统，特别是今年，既可驱散三年以来的疫情给人们带来的心理上的阴霾，还可以借燃放烟花爆竹来消杀新冠病毒，似乎在莲花清瘟之后又从传统中有找到了一剂灵丹妙药，一个内服，一个外用。
    我想写点东西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但一提笔才发现要写好这篇文章，需要涉及到行政管理学、社会学、法学，还有烟花爆竹本身有关的专业知识，我望而止步。可惜，南方周末的一篇评论，我无法转发到朋友圈来。
         这里我就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来谈谈一点体会。
         因城市发展的需要，老家所在的几个村庄在2010年开始拆迁，从2012年开始，几百户村民陆续集中到安置小区居住。十年以来，从大年三十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五点，从大年初一零点到二三点，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那燃放烟花爆竹的震耳欲聋的声音和由此产生的刺鼻的烟雾“对自由的向往”。那噪音令人烦躁，那气味令人窒息，感染新冠病毒后，刀片割喉，水泥堵鼻孔的症状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感受。大年初一的早晨，烟花爆竹燃放后留下的成堆的固体垃圾还像是在燃烧的篝火。2013年的大年三十，夫人和女儿陪我一起回到老家，从那以后女儿再以不愿意在大年三十回老家了，理由是，无法忍受那燃烧烟花爆竹所产生的噪音和气味。2017年春节前我借助一个平台向老家所在的市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信，建议将父母居住的那个小区列入禁放范围，得到有关单位的答复是有一系列程序要走，暂时还无法做到。前几年我无处可逃，只能忍受。最近两年，我选择了逃离。大年三十吃过年饭后就狠心地揣着不太满的口袋去市里住宾馆。
       今年春节假期，可能不得陪双方老人在一起吃年饭了，第一次三口之家在一起过年。看乏味的春节联欢晚会，还不如自己来一段脱口秀。要么读几首有关过年的唐诗和宋词，自己再写一首假冒伪劣的仿制品。哎，惭愧！去年三四月份因疫情禁足在家时背诵的几首唐诗宋词，又只剩下“七八颗星”和“两三点雨”了。
          这段时间，医院人满为患，连烧伤科都成了呼吸科，我们就不要再去添乱了。如果开禁，最忙的肯定又是基层干部和民警，他们也该歇歇了！

哈喽❣

人口密集的地方还是禁止燃放吧，不能再添乱了

雾花

老百姓能说啥

七禾

我支持规定时间放

池州帅小哥

别放了，烟花爆竹韩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