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孤寂的郭嵩焘

昏鸦1

同样孤寂的郭嵩焘
        古代中国人一直以中国是世界地理、文化和政治中心自居，把非中原文化的其他民族都统称为“夷”，从而讲究“华夷之辨”和“夷夏之防”。这种思想贯彻到对外政策中就逐渐形成了宗藩体系，即中国作为宗主国，在周边的小国中拥有一批被视为藩国的属国。这种体系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清朝政府初建时凡涉及外国的事物分别由礼部和理藩院来处理。清代同中国有往来的关系的国家有四十多个，一类是具有朝贡义务的“属国”，一类是只有通商关系的“外国”。但一般情况下清政府也把外国以属国相待。清政府实行的这种朝贡制度就是把腐朽的等级观念引进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之中，由朝贡制度所表现的宗藩关系就是一种君臣关系，即上下、尊卑的政治原则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中的体现。
         与明清时期中国的华夷秩序相反，伴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出现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模式。这种模式改变了中世纪的帝国观念，代之以主权平等的观念及其相应的国际秩序，并建立了 “国际关系主体一律平等”的国家法体系，从而开创了欧洲国家的新型国家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扩张性的“世界国家秩序”。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和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中国的华夷秩序和闭关锁国政策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国家秩序”，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英国政府最初是想通过谈判来要求清政府废除对外贸易的管制制度，并建立在条约基础上的平等关系。1792年和1816年，英国政府曾先后派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来华谈判，所提出来的包括派公使常驻北京等条件一律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在鸦片战争之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蒋廷黻语）。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大门被打开。1858年，中英两国在天津举行谈判，主要集中在在北京常驻公使等四个议题上，中方谈判代表大学士桂良争辩说，外交使节驻京于天朝体制不合，他竟乞求于对方的恻隐之心，说他如果接受这项条款，他这条老命就要送掉。但在英国代表战争的威胁之下，中方代表不得不接受了这一条款。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俄美等国的公使相继来京，建立使馆，清政府为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在中央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按国际惯例，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应互换使节。但清政府内部反对派使的官员很多，主要是认为此事有损大清帝国的尊严。一般官员也都把夷务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
    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和清朝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越来越密切，恭亲王奕认为，这些年外国人对中国的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而中国人对外国的情况却知之甚少，有必要向国外派出使节，但当时的中国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于是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蒲安臣就成了人选，从1868年2月到1870年11月蒲安臣率领清政府代表团访问了欧美11国。“蒲安臣使团”的出访反映了清政府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但也说明了当时的中国缺乏了解世界的人才以及清政府尚未有主权意识。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边疆地区出现全面危机，其中英国欲通过缅甸打通一条通往云南的通道。1875年英国探路队的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腾冲被当地人打死，这就是“马嘉理事件”。这成为英国向中国勒索新权益的又一机会。英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了包括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的六项要求。于是因办洋务对西方有一定了解的郭嵩焘就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和驻英公使。
   郭嵩焘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835年入岳麓书院学习，深受经世致用、不尚虚玄的湘学传统的影响，并和曾国藩等人相识。1857年考中进士，因其见识过人、持才傲物，因而在官宦之路之上几经沉浮。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一传开，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亲朋好友都认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更多的人则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甚至编出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绅士更是群情激奋，要开除他的省籍。
        1876年，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的郭嵩焘从上海登船赴英，于1877年到达伦敦。他把旅途几十天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行》寄回总理衙门。日记客观记录了其所见所闻，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到土耳其开设议会……都作了全面的介绍。但总理衙门准备刊印时，遭到了守旧派的口诛笔伐，郭嵩焘本人也遭到弹劾。
       驻英期间，郭嵩焘还受到其副手刘锡鸿的监视，不断地被打“小报告”，一般性的礼节被说成了在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辱没国格。
1879年，郭嵩焘回到长沙，等待他的是满城的揭帖，指责他“沟通洋人”。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1891年在孤寂中病逝。
        郭嵩焘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社会的悲剧。“倘若先驱者不为时容，受害更深更远的，恰是那个时代、社会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