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难断家务事

伊蒙

晚年的周作人干了件糊涂事，他唆使弟媳羽太芳子去法院告亲弟弟周建人“重婚”，想把周建人扳倒。


可那时候周建人已经是副部高官了，而且很受信任，周作人自己还是个有“落水文人”标签的人，哪能动得了周建人呢？


果然，法院刚接手这个案子，文化主管周扬就派人到周家，让周作人撤诉，还说要是不撤，“新账老账一起算”。


周建人在婚姻上确实有“历史问题”。


他年轻的时候，家里给他包办婚姻，让他娶了二嫂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


可婚后两人感情不好，周建人就跑到上海另外安了个家，从形式上看，好像真有“重婚”的嫌疑。


据说，周作人还亲自修改润色了这份起诉书。


他这么做，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他同情旧社会里的弱女子，觉得弟弟对老婆孩子太不负责任；二是周建人当年一走了之，留下老婆孩子都是他帮忙养着，他心里气不过，想讨回点公道，1940年前后，他还直接联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领导，让他们从周建人的工资里扣一半寄给他；三是当初鲁迅和周作人闹掰的时候，周建人虽然没明说站谁的队，但实际上他是支持鲁迅的，和周作人几乎不怎么来往了，周作人这次告状，说不定也有要挟敲打周建人的意思。


可别小瞧这告状的事儿，如果“重婚”罪名坐实，周建人不光可能丢了官职，按照当时的法律，还得判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呢。


这场官司最后判了周建人和儿子周丰二彻底“脱离父子关系”。


我觉得，从这事儿开始，周作人和周建人才算是真正决裂了。


理智地说，周作人不该掺和这事儿，就算要做，至少也得先跟弟弟打个招呼。


周作人写文章的时候，谈历史、讲人性、说世故，说得头头是道。


可一到做事的时候，就像个书呆子，完全看不懂形势，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


就说他参与告状这事，他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可那状子写得很有水平，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他写的。


他这么一搞，兄弟关系彻底僵了，再也没法挽回。


后来兄弟俩最后见了一面，两人地位天差地别，周作人成了“阶下囚”，周建人却成了“新贵”。


周作人饭都吃不上了，特别希望弟弟能拉他一把，他还让儿媳去拜访周建人，带了信过去，明显是有事相求。


可周建人对他很冷漠，亲兄弟就这么成了陌生人。


很多人怪周建人太绝情，可要是想想前面告状这些事儿，或许就能理解他了。


按照咱们平常人的想法，就是“你对我无情，就别怪我对你无义”，虽然是亲兄弟，但感情都被消耗光了。


说实话，周作人虽然叫“作人”，但他做人挺失败的。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糊涂，处理家庭关系也是一塌糊涂。


他对母亲感情很淡，和两个兄弟都闹掰了，跟几个嫂子也都闹翻了，夫妻生活也不太平。


他辛苦帮着养弟媳和侄子，结果他们不但不感恩，后来还和他对着干，甚至有个侄子因为他当场自杀了。


周作人在家庭里，是个失败的儿子、父亲、兄弟、丈夫和叔伯。


其实很多本土知识分子都有这个毛病，在外面很有体面，受人尊重，可就是处理不好家里人的关系，家里乱七八糟的。


周作人就是这种典型。


他对外人挺好，他的学生废名还夸他有“令人可亲”的“中庸之妙”，都快赶上圣贤了。


可哪个圣贤会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让亲人都跟他翻脸呢？


许广平这辈子最讨厌的估计就是周作人，她晚年写《鲁迅回忆录》的时候，原稿里对周作人骂得最多，话说得也特别狠，最后还是出版社觉得不合适，反复劝她，她才删改了一些。


但在外人眼里，周作人是个很儒雅的知识分子。


文洁若回忆说，她以前在人文社当编辑，经常去周家约稿，每次走的时候，周作人都会亲自把她送到屋外门口，看着她走远才回去，待人接物特别周到。


不过他的边界感很强，特别严肃，文洁若从来没见他哪怕出于礼貌对自己笑一下。


周作人对同行很体谅，生活中对下层人也一视同仁，不会看人下菜碟，很有“民胞物与”的情怀，他“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的理念，在行动上做得还挺好。


比如说周家有个老保姆，在周家干了很多年，和周家亲如一家，周作人从来没因为她是佣人就不尊重她。


后来周家没落了，老保姆还是不离不弃。


周作人去世前，日子过得特别惨，只能睡在走廊，连自己做饭都不行，就是这个老保姆不怕麻烦偷偷照顾他，他才勉强活着。


这就是周作人矛盾的地方，师友邻居都夸他好，可家里人对他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周作人就是这么复杂，让人很难完全理解。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亲人之间的爱恨情仇，都藏在那些细节里，我们外人就像雾里看花，只能说些让大家互相宽容的话。


可家里人心里的感受是很深刻的，哪能一句“血浓于水”就轻易和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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