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法制，法致！

胡文忠

一、概念厘清：冤案、假案、错案与“冤假错案”

首先，我们需要对这组概念进行精确的界定。它们虽然经常被连用，但侧重点和成因有所不同。

1. 冤案
   · 核心：指当事人完全无罪，却被错误地认定为有罪并受到刑事追究的案件。 这是最典型、最严重的司法不公。
   · 特征：真相是“此人未犯罪”，但司法程序得出了“此人有罪”的结论。通常是由于错误的证人指认、刑讯逼供取得的假口供、有缺陷的鉴定意见等导致。
   · 例子：著名的“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当事人都是完全无辜的。
2. 假案
   · 核心：指司法人员或当事人出于某种目的，故意虚构、捏造事实而制造的案件。 其根源在于“主观恶意”。
   · 特征：案件基础事实本身是虚假的，是被人为“造”出来的。可能是为了完成考核指标、打击报复、获取个人利益等。
   · 例子：警察为完成办案指标而设套陷害他人；有人为报复而捏造证据诬告他人。
3. 错案
   · 核心：这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指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或程序上存在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不公正的案件。 它不一定意味着当事人完全无罪。
   · 特征：
     · 事实认定错误：如将轻伤认定为重伤。
     · 法律适用错误：如将普通纠纷错误地定性为刑事犯罪。
     · 程序错误：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影响了公正审判。
   · 例子：案件事实基本清楚，但在量刑上畸轻畸重；本应认定为正当防卫却被判有罪。
4. “冤假错案”
   · 关系：这是一个集合性、概括性的统称。它涵盖了上述三种情况，泛指一切在司法活动中产生的、对当事人造成不公正结果的条件。
   · “冤案” 是后果最严重的错案。
   · “假案” 是成因最恶劣的错案。
   · “错案” 是外延最广的概念。
   · 厘清这些概念的关系，有助于在纠正问题时精准施策。纠正一个因证据不足的“冤案”和纠正一个故意制造的“假案”，需要采取的策略和追责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

二、理念升华：“以法之名”与“如我在诉”

您提到的这两个理念，正是推动司法公正的灵魂。

1. 以法之名
   · 这强调的是法律的权威性和至高无上性。它要求一切司法活动必须严格以法律为准绳，排除权力、人情、舆论等一切法外因素的干扰。
   · 内涵：法治精神、程序正义、罪刑法定。它要求司法人员成为法律的忠实奴仆，而不是玩弄法律的“主人”。
2. 如我在诉
   · 这强调的是司法的人文关怀和换位思考。它要求司法人员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感受其处境，体会其诉求，将每一个案件都视为关乎他人身家性命的大事。
   · 内涵：司法为民、同理心、责任感。它是对机械司法、冷漠司法的否定，是让法律有温度的关键。

两者的关系：“以法之名”是基石和框架，确保司法的统一和公正；“如我在诉”是灵魂和指引，确保司法在刚性的框架内充满人性的温度。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以法之名”，“如我在诉”会演变成“和稀泥”的人治；没有“如我在诉”，“以法之名”则会成为冷冰冰的司法机器。

三、实践困境：基层司法的“惯性”与“利益”

您指出的“不停留在理念之下”是问题的核心。为什么先进的理念在基层实践中常常受阻？关键在于您提到的几个深层次因素：

1. “自身特性经验”（司法惯性与路径依赖）
   · 追诉倾向：公检法在长期协作中容易形成“流水线作业”模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追诉惯性”。法院的中立裁判角色有时会被削弱，倾向于采信控方证据。
   · 口供中心主义：尽管法律强调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但在实践中，获取口供仍是许多基层办案人员最熟悉、最“高效”的路径。这直接导致了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的风险。
   · 有罪推定思维：一些司法人员先入为主，将犯罪嫌疑人视为“坏人”，侦查、审讯、审判都围绕“证实其有罪”展开，而非客观地“查明真相”。
2. “固有利益关系”
   · 考核指标：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量化考核指标，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驱使办案人员追求“结果”而非“正义”，甚至为了完成指标而制造假案、掩盖错案。
   · 责任追究制：一旦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相关办案人员可能面临严厉的追责。这种“零错案”的压力，使得系统内部产生强烈的“自我保护”倾向，宁愿将错就错，也难以启动自我纠错程序。
   · 地方保护与人情关系：在熟人社会特征明显的基层，办案人员可能面临来自各方权力的干预和人情关系的请托，影响司法独立性。
3. “司法惯性”的剖析
   · 这是一个系统性难题。上述的特性和利益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场”，任何个体（即使怀有“如我在诉”之心）在其中都难以独善其身。纠正一个冤假错案，意味着要挑战整个系统之前的工作，否定同事、前辈甚至领导的努力，其阻力可想而知。

四、破局之道：如何让理念照进现实

推动基层司法进步，必须进行系统性的改革，打破这种惯性。

1. 以审判为中心：真正落实庭审的实质化，让证据调查、辩论在法庭上完成，法院严格依据庭审中呈现的证据作出判决，打破“侦查中心主义”的惯性。
2. 强化律师辩护权：充分保障律师的阅卷、调查、质证权利，通过控辩平衡来制约公权力，这是发现和防止冤假错案最有效的制度设计之一。
3.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要写在纸上，更要严格执行。对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坚决予以排除，从根本上杜绝“假案”和“冤案”的源头。
4. 改革考核机制：取消不合理的破案率等指标，建立以“办案质量”和“程序公正”为核心的科学评价体系。
5. 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职保障机制：让法官、检察官能够依法独立办案，不受不当干预，同时也要有规范的惩戒和退出机制。
6. 深化司法公开：以公开促公正，将裁判文书、庭审过程更大范围地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倒逼司法人员提升业务能力和责任意识。
7. 将“如我在诉”融入职业伦理培训：不仅仅是技能培训，更要强化职业良知和人文关怀的教育，让司法人员从内心深处认同这一理念。

总结而言，“冤假错案”是司法肌体上的毒瘤，其概念厘清是诊断病因的前提。“以法之名”与“如我在诉”是根治这一毒瘤的理想药方。然而，要将药方转化为疗效，就必须直面并撼动基层司法中根深蒂固的“特性经验”和“利益关系”所形成的“司法惯性”。这是一个需要勇气、智慧和决心的漫长过程，但每向前一步，都是对法治信仰的一次坚实捍卫。
小人物能否推动司法进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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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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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是一线城市，或者是超一线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