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家族是聚族而居的家族，是我在此长大的村庄。在我血脉的流淌中，故乡的泥土与家族的根系早已纠缠共生。与我而言，故乡是家族在大地上的投影，家族是故乡在时空里的回响。然而近年来，每当回到故土，心情总被忧伤笼罩。自家的老屋没了，祠堂的门紧锁着，承载乡愁的环境变了，庄子中照面的都是老人，曾经热闹的乡土晨昏渐行渐远了……不难想象，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这座承载着农耕记忆的传统村落，很可能正面临空心化与文化断层的双重危机。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对家族事务治理是很上心的。他读过私塾，又在公社工作，对族务把得准，每次回到家，村子里年长的人都找他问事、叙旧。父亲指定的第一位负责管理家族事务的人是一位民办教师（后来转公办），他与我同辈，但长我十多岁。我对他印象深刻，他性格开朗，微笑总挂在脸上，处事灵活，老少无欺，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族长”。但二十来年后他身体欠佳，父亲将家族管理的担子移交到老生产队会计的手中。这位老会计也与我同辈，长我一两岁，读过书，个性与那位老师基本相同，且热情更高，不仅逢年安排祠堂祭祖，每年清明还组织族人上祖坟祭祀，应该说履行“族长”职责劳苦功高。之后，父亲因家庭变故寄住县城，回老家少了，族务的事情也就放手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族人对老会计的族务管理有了点意见。父亲去世后，庄子里年长的老人对族务管理又不愿说话，致使家族人心渐趋涣散。那时我在想，已经进入改革新时代，传统的“家长制”是否已经不适应现代族务治理的需要了。
回想起来，对家族事务的治理，我也是煞费苦心的。到江南工作后，每次回村我都对家族成员说，徽州是家族传统文化的活态博物馆与精神高地，希望他们适时前往观学，从中受到启迪。随后我致电读过高中的堂兄，也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请他出面协调族务事宜，他感到非常困惑。家父离世不久，我亲自驾车拉着家族的“主心骨”从贵池到青阳到绩溪到屯溪，实地观摩家族传统文化传承，并在席间总结道：江南望族的共同点，是以血缘宗法纽带、长幼尊卑秩序、家国同构伦理和家风家训传承构建起严密的家族共同体，在经济互助、社会保障和文明创建中发挥作用，维系乡村社会的长期稳定。期望他们汲取历史智慧，更新管理理念，激发治理活力，推动族人务实合作，有效解决内聚不够的问题。遗憾的是，“主心骨”们回去后一直悄无声息，我很无奈。又过了几年，我考虑比我高中晚一届的堂弟是接替“族长”的合适人选，且他与老会计性格相投，经征得老会计同意，一天晚上我携堂弟到老会计家促膝长谈，正式完成了家族治理权的交接事宜。但我回江南不久，这位憨厚的堂弟意外归西了，这场承载着家族精神与责任的交接又化为乌有。这时我在想，凡事皆应顺势而为，族务治理也应识时务，该是引入民主机制治理族务的时候了。
父亲生前留下一本《潘氏宗谱》复印件及一篇《潘氏来源》打印稿，由此可见家父对家族文化传承是十分看重的。赋闲后我仔细阅读了父亲留下的这些史料，产生了诸多疑问。既然潘姓是多源流、多民族、多支系形成的姓氏，好也罢、坏也罢，从血脉传承上本族又是那支的基因呢？宗谱记载本族属宗毅公次之子明公派下，为何祖坟山不见子明公墓地呢？自我记事祠堂未发挥家风教化作用，如今族谱也不见家训规约，难道本族从源头上就不注重家风传承吗？
出于史志工作者的敏感，我在线进行了家族寻根溯源，虽未作严谨史考，但可信度较高。《潘氏宗谱》载：“元末，潘姓七十七世祖宗毅公，由徽婺源始迁于桐城东乡黄柏岭之阳，有子五人：子俭、子明、子春、子和、子景析为五支，分居各所至今。”那么，婺源潘氏始祖是谁呢？是潘逢辰（字吉甫），他的迁出地是福建三山（今福州）；潘逢辰在三山的近祖是潘仲阳（任唐闽三山令，遂落籍建阳闽山源，成建阳支系始祖），其迁出地为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按世系，潘仲阳的父亲潘兴义，祖父潘琰，上溯四代为潘义（父潘绍），潘义往上四代至南朝宋“纯孝公”潘综（父潘骠）；再上溯，吴兴潘氏开基始祖是潘伯民（又名伯明，随晋元帝南渡始迁乌程）；潘伯民可考直系先祖为荥阳潘姓得姓始祖周毕公之子季孙（西周初年周文王姬昌第十五子毕公姬高的幼子姬荀）。季孙世系，有史为证。据《纯孝里世谱源流》载：潘伯民为季孙第38世孙，西晋末年随晋元帝司马睿南渡，于公元323年前后迁居吴兴乌程，成为吴兴潘氏第一代定居者；潘综为东晋吴兴乌程（今湖州）“纯孝里”潘氏重要始祖，其后世传至第十二代孙潘仲阳，迁居福建建阳；再传六代至潘逢辰，于唐末广明元年（880年）因黄巢之乱，由福建三山（今福州）迁至安徽歙县黄墩，后定居婺源桃溪，成为桃溪潘氏始迁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东晋吴兴乌程潘综公，因“以死救父”孝行著称旌表纯孝里，被尊为吴兴中兴始祖，潘逢辰是潘综公第十八代孙，而潘伯民为乌程一支始迁祖。据此，本族潘姓源于荥阳姬姓潘氏，总始祖季孙（姬荀），因政务由中原南渡，此乃共识。
源流基本清晰，疑问仍然未解。从桃溪到三山到吴兴，检索不到独立成文的专属家风传世，这似乎不合常理，难道荥阳潘氏传世家规家训仍藏于未数字化的族谱内？季孙氏作为先秦政治家族，未留下完整文本专属家风层面的文献，或许是由于历史断代原因，先秦时期尚未形成后世（如魏晋南北朝）那种书面化、系统化的“家训”文体。然而，季孙作为潘姓姬姓支系的得姓始祖，其后裔历代名人涵盖政治、军事、文学等领域，难道他们对本家族家风传承也会无动于衷吗？尤其婺源潘氏，其后裔繁盛，宋代形成“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的望族，难道该族会疏于家风建设吗？我想，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存疑只能寄希望于潘姓季孙支系有名望的专业人士留待考证。
前年秋天，根据父亲留下的史料记载，我前往桐城东乡黄柏岭寻根问祖。黄柏岭古时是连接皖中与沿江的古商道要冲，明清时期为进京官道。看来始祖是沿着大道迁徙桐城东乡的。经打听，始祖迁入地黄柏岭之阳今为钱铺潘家咀，宗族祖居地坐落于坐北朝南、绵长低矮的山丘上。进村的路驾车只能单行，村落依低丘平缓坡度由西向东连绵展开，住房已焕然一新。宗族从元末始迁至今，经五支历代繁衍，除我长大的庄子，这边已形成老家里、潘家咀、潘家墩、黄泥岗、长塘埂、长山村六个村落，称得上人丁兴旺、枝繁叶茂。族人热情待客，聊起来话长，真可谓往事越千年。然而遗憾的是，祖上历尽艰辛兴建的三进古宗祠早已不见了踪影，原址留下的是文革初年属地人民公社兴建的四合院办公房（后改为敬老院）。宗祠是家族活动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宗祠没了，家族传统文化势必断层。幸运的是，走到村东一处坡地我找到了本支始祖子明公墓，我前后观察，不难看出，该墓地原处开阔地带，因人丁增添，新建住宅将墓地围在了中间。我整肃仪容，向始祖鞠躬致意，随与族人一起清理周边环境。归途中我在想，看来宗族这边的族务开展也不尽人意。
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客观性，从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统筹推进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效促进城乡融合与人口市民化，但乡村不会消亡，而是与现代城镇功能互补、共同繁荣。因此，只要家族还在，村落尚存，传统族务（如祭祖、互助、修谱、家风教化等）应该有族人牵头过问，家族传统文化理应传承。然而当下，家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弱化现象日益凸显，客观因素无需赘述，就家族自身而言，主动融合、协同不够或许是主要因素。众所周知，中华五千年，家族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根本。好家风带动好民风，家族风气直接影响社会风气和基层稳定；家族内发挥自我调节功能管好族务，可以成为基层治理的帮手，降低基层治理成本。但是，家族自身也必须明白：传承家族文化，开展家族事务，务必贯彻法治为基、德治为先、自治为本原则，务必牢牢把握族务边界和法度，始终不游离基层治理之外，始终不凌驾基层政权之上，而应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有益补充。当然，家族文化世代相传，族务管理理念与方式也会与时俱进，使得族务处理越来越趋向制度化、法制化，应由家长式的“人治”转向依靠族务规则的“法制”。鉴于此，对于当下聚族而居但族务弱化的家族，在基层治理政策范围内，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尝试组建三五人的乡贤理事会或族务委员会来改变现状，倒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苏联作家高尔基名言：“如果你不认得路，又如何替别人引路呢？”现代家族治理同样需要引路人。俗语云，乡下狮子乡下舞。家族长辈是维系家族的权威主体，长辈们应同心同德、选贤荐能，赋予他们服务家族的责任与担当。而我作为懂点史志的家族成员，唯一能做的就是为家族领头雁当一回可靠而热心的“向导”。去年春天，我沉下心来，学习领会中华大姓和名门望族治理经验，下大力为宗族草拟了一套族务治理“规约”，这既是告慰家父在天之灵，也为日后家族领头雁提供一张“导航图”。也许我的辛勤付出最终劳而无功，但我相信，族有人才涌似云。总有一天，这个宗族的领头雁会依据这张“导航图”，理顺关系，摆脱困境，带领族人走上社会认可的航道，以优秀传统家风为根，以时代先进文化为魂，把这支潘姓家族“纯内务”治理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
发表于 2026-8-3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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