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 起 他 们

昏鸦1

想 起 他 们
      “  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出延续多年的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等’三期叠加’困境，又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而新冠疫情又加重了这些困难”。这是吴敬琏先生在《中国经济改革历程》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一段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吴先生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评价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影响的。显而易见的是新冠疫情发生三年以来，对每个人都产生了影响，只是程度上的或多或少，或大或小。
        有历史学家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新冠疫情对漫长人类历史来说是短时段，但对短短几十年的个人的生命历程来说，可以归属在中时段，“一切在悄然中改变，无论你是愿意还不愿意？”。
   多年前，在宋小宝出演的一个小品中，对两个成语做了这样的演绎，一是，说“生灵涂炭”是对他外貌特征极好的描述；二是，男人都“喜出望外”。我拍案叫绝，欣然接受。疫情以前，假期没过三天我就开始焦躁，打掼蛋，可以从白天掼到黑夜，再从黑夜打到白天。没想到，三年下来，焦躁的心态逐渐安静下来。多数时间我选择了困守，”发不了光，我就卷缩在墙角，” 。但人是“芦苇”，迷茫、困顿中我找到了一种方式来安放自己的灵魂，感知生命的存在，但欲言又止特别是欲言不得不止的窘迫，又让你那本已近荒芜的心田增添了一丝索然，体味着“人生而自由，却……。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只锅“，这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最广为流行的一句话。在时代狂飙的飓风和浪潮之中，卑微如尘土的个人，只有随风飘散，随波逐流。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在《失落的一代》的这篇中著作对1968——1980年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过程以及后果作了详细的描述和深刻的剖析。可以说，那场持续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改变了1700万知识青年的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每当我的眼光触碰到这本书的时候，脑海里就会闪现出，那个年代在用石灰粉刷的农户的外墙上写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标语，同时还会涌现出那个和你一起在生命的旅途中某个驿站一道驻足过的知青群像，虽然它已模糊不清了。
        记得十来年的时间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我们村庄来来去去有好几批，生产队还专门盖了一栋“知青屋”，大人们称他们为“下放学生”，整个大队总共大约有20来位，年龄上应是我的叔叔阿姨辈。有两位在我的记忆中相对清晰。
         第一位，男，姓石，来自县城，个子不高，微胖，一脸的憨厚。我家邻居是队长，直到他回城后依然同队长家保持着交往，后来回城在父亲工作的土产公司“顶职”上了班。假期，我和队长家的儿子挖草药卖，还走过他的后门。
         第二位，女，来自上海，不记得她姓什么了？记得应该是上四年级的时候，一天来了一个年轻的女老师，短发，相貌并不十分漂亮，但戴着的一副度数不高的眼镜和穿在身上那一套干净整洁且带有裤缝的“的确良”衣服，不由得让我们这些农村娃眼睛一亮，那是我出生十多年以来所见到过的最典雅的气质，一个经典老师的形象。那天，老师开始教我们英语二十六个子母歌，中午放学，班上一位漂亮的女同学从出学校大门开始，一路蹦一路跳一路唱回到了家。那位女同学应该是英语课代表，那首歌到今天在脑海里依然余音袅袅。上了这节课，老师就不见了。过了一年又一年，上了初中，这位老师又来给我们上英语课。没多长时间，老师又不见了。也许她回上海了。
         第三位，不是我们生产队的，也不是我们大队的，而是另一个大队的。小时候，基本上每周我要去外婆家一趟。去外婆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村庄，经常会碰到一支挑着粪桶队伍里有个戴着深度的眼镜。个子高高的年轻女性，特别引人注目，那个极不和谐的画面，常常让我驻足沉思：“这是怎么回事？”得到大人的解释就是,“她是上海的下放学生，她家那栋大房子就是她上海的家人帮助盖的。”后来我去外地求学，过了几年再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房子仅剩下了残壁断垣。她也应该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去了！
     那一代知青，把他们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年华留在了农村，那时候的中国农村不仅物质匮乏，而且是文化的荒漠，知青们的到来，给这个荒漠注入的是一道清流，播洒的是甘露。从他们的口中，我们这群农村的懵懂少年了解到这片荒漠之外还有更精彩的世界。
        这里还是借用台湾杨渡先生《暗夜传灯人》的封面上的一句话：“在那蒙昧的时代，他们用他们的青春、骨血与勇气，亮起一抹不灭的光。”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
       他们还好吗？我想找到他们！